PLATFORM: 中国建筑与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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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美关系的转变被认为是标志着“全球化终结”，促使我重新琨考虑这个术语的理解及其对当代中国建筑的影响。作为中国现代建筑和都市主义的历史学家，我对定位与建筑相关的全球化起源特别感兴趣。中国在我们所谓的全球化生产中的催化作用尤为重要。

许多学者，包括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追索了今天的情况到1990 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后期——所谓的“超全球化”时代。任雪飞、李静君、徐庄骅及其他社会科学家们已经注意到中国在这个时代所起的特别催化作用。也许该时代不应仅被简单定义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迅速扩张，还应被定义为全球社会主义和我们星球环境的同时崩溃——这两者不无相关。 

我一直感兴趣的是早期改革时期的建筑设计对中国崛起为全球化有多么重要。事实上，即使在高度全球化的 1990 年代之前，改革时代早期的设计对于中国最终崛起成为全球化建筑的重要熔炉都具有重大意义。还有与设计相关的，促成工作的具有挑战性的设计合作方法、建筑生产所需的复杂的国际融资，以及、也许最重要，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系统之间各种对称关系中，建筑随着时间推移，在其中显现，并助推了它们的发展。

1989 年 4 月，中国建筑师和教育家顾孟潮和张在元编辑出版了《中国建筑：批评、分析与展望》。顾和张的书捕捉到了时代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因此，它对中国建筑话语也做出了新的贡献——要努力创造出如编辑所描述的一本“开放”的书，一本针对中国经济自由化所带给一系列变化的反思性文集。

这本书有几个品质，明显区别于当时中国的建筑学术成果。例如，它缺乏明确的结论，旨在激发而不是封闭辩论。在他们的序言中，顾和张还预计他们的书中涉及的一些“禁忌”和“敏感”的问题，其中包括仍然有争议性的帝国时代建筑和城市规划，毛时代建筑的遗产，以及改革本身的意义等，很可能引发争议。
这本书于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十年后的动荡时期面世。那场不可预测的战役，以解放中国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名义，于 1978 年发起。它将国家暴露在令人兴奋的、前所未有的新思想、新事物和新体验的洪流中，同时也将已经被文革动摇的生活、环境和中国社会推向不稳定。关于国家不同发展方向的意识形态斗争，将中国共产党领袖和广大公众都分裂了。

严重的通货膨胀激起全国各地的社会动荡，冲突日渐强烈，导致前所未有的暴力——政府决定于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向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者开枪。

在他们的序言中，编辑顾和张承认，不确定性不仅在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回荡。它们包括日渐强烈的对资源稀缺的担忧，对更生态敏感的设计方法和更贴近中国丰富城建传统的综合城市规划策略的需求，以及在一个日益国际化的参与和交流的时代中，中国对本土化、文化特定形式的建筑表现形式的屡受挫折的探索。 “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生态危机……种种危机使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建筑徘徊在十字路口。” 顾和张指出： “中国建筑也在十字路口徘徊。” 

该书的撰稿人的国际性和跨越代际也引人注目——一系列活跃的中国设计师和思想家，包括张永和、程泰宁和王明贤在内； 以及有影响力的外国声音，包括美国建筑师约翰·波特曼、日本建筑师芦原义信和香港建筑师钟华楠。书中47 位撰稿人几乎全都反思了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建筑如何在党的持续变化的意识形态立场与中国自身历史和整个世界之间扮演调解角色。

许多文章提到了该国刚刚起步的建筑保护工作，同时也通过最近建成的、备受瞩目的项目（如上海的龙柏酒店、上海中心和西藏拉萨饭店），重新评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可能带来的好处。 （图 1）另一些文章也承认需要在中国和国际实践之间建立新的设计方法。徐安之在对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生梁思成和路易斯·康进行了历史比较后，总结道。 “如果我国的经济需要加入 ‘国际循环’，那么它的建筑生产就不能封闭国际交流。”

图1：*张耀曾,*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龙柏饭店, 上海, 中国，1982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类似这样的文本可在考察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激发新的共鸣。在当前对全球化未来的焦虑中，我被它的建筑历史吸引住了。这些贡献者将中国置于更广泛的全球范围内的热情，即使有些焦虑，也是值得注意的, 特别对于全球化对中国建筑和地球的承诺和挑战。实际上，许多艺术家、作家、电影制作人和建筑师热切地从国际资源中汲取经验，并努力将它们应用于后毛时代中国的特殊语境。这些翻译经常被认为是偶然的、过度旺盛的“文化热，“ 但它们谈到了开始出现的新问题、可能性和风险的范围。

当然，建筑在许多方面又不同于其它形式的文化表现, 但是建筑也吸收了在全国流行的新影响。。虽然中国政府施加了一些与设计相关的限制，例如建立合资设计伙伴关系，以及政府优先考虑先进的建筑技术等，以确保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关键的物质和象征性元素，但是对于改革时代的建筑该是什么样子，或者在冷战后期准备变革的世界中，如何为国家及其公民的利益服务，政府却相对来说，施加了很少的美学或性能标准。

过了1980年代后，很明显的，无论是官员还是建筑师都没有完全预料到这种不确定的路线，居然通过国际酒店、贸易中心甚至电力公司总部得以实施，以另类方式将党的成就纪念碑化，还无意中引发公众辩论，从而暴露出改革核心的内在矛盾（图2）。

这些劲爆和矛盾的状况直到今天仍然很重要，但最近发生的事件掩盖了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共产党是基于 1980 年代的政治教训，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期间，继续推行高强度的经济自由化、全面土地改革、住房市场化和国有企业私有化。这些转化助推了第二波改革时代的建筑，由超大型、日益精致的跨国建筑作品组成。这些建筑成为纪念碑，昭示着中国对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自由化的自信拥抱，以及跨国建筑公司和中国设计院要将这种能量转化为物理形式的热望 (图3)。

这些作品，反过来又生成了资本和业主，去推动了第一代所谓的私营、实验性建筑实践的兴起，包括张永和、王澍、刘家琨等人（图4）。国际评论家、策展人和评委在寻找中国当代建筑文化的源泉时，通常会转向这些人物。而最近，中国当代建筑文化又被界定为一个“批判的实用主义”时代，为朱锫建筑的朱培，DnA建筑的徐甜甜, 标准营造的张轲，以及直向建筑等建筑师所代表（图5）。他们的努力，通过将当代建筑表达落地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所称的中国的“独特的文化语境”，确实帮助锐化和深化了中国建筑在语境、材料和氛围上的意义。

图4：家琨建筑，西村大院,成都，四川，中国，2015. (*照片Arch-Exist;* 版权家琨建筑)

然而，鉴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复杂，特别是在这种关系可能成为决定性转折点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这样的工作及其策展框架。而且，虽然这样的建筑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努力既实用又独特，但是对当前的国际形势来说，以及对独特的全球化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这样的建筑，尽管它可能看起来深思熟虑和克制，但它巧妙地忽略四十五年多的不和谐、经常相互矛盾的经济信息、政治阴谋和文化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所呈现自身的美学和材料的方式，是被全球品味制造者认定为宜人的。这样一种建筑，往往与中国过去的更乡村、更富材料性的实践联系起来。这样做，通常忽略了中国城市中压倒性的复杂性，同时无意中强化了那种没有被物质繁荣和碎片化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固执感观，也回避了中国建筑本身的国际后果。

在这方面，它让我想起习主席2014年谴责“奇怪“ 建筑和政府的乡村建设运动，以至于让自己面临着风险，落入中国日益高涨、正渗透到社会所有方面的民族主义圈套中。这种在中国发生的建筑意义的狭隘化，也会潜在地协助国家将其日益强势的道德愿景强加于它的公民生活中，乃至强加在整个世界。

目前，建筑学科正在清算自身对全球化、气候变化、威权主义以及中国当前对新世界秩序和基础设施的愿景的贡献。在这种形势下，改革时代早期中国建筑所提供的历史透视可以帮助阐明在过去四十年中，建筑师、建筑以及设计和施工过程在建立、测试和扩展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方面所做的贡献。改革时代早期中国建筑可以提供什么作为今天考虑中国建筑的一种方式？这些努力有助于扩大我们对中国建筑作为一种明显的全球现象的理解，同时质疑存在一些独特的中国文化背景或一种独特的中国建筑表达方式是可取的观念。它揭示了根植于复杂多变的谱系中的中国建筑意义更为异质的阵列——来自包括政府在内的折衷和多元化来源的多重、有时不相容的真理的纠结，这些真相对我们的世界仍然非常重要。

今天的全球化危机植根于1978年后的中国社会、政治及其建筑的核心中仍未解决的各种不协调中。同时当代中国设计文化源于中国建筑意义的一系列折衷、多元的来源，其中许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国内、国外发起或复兴的。当我们思考可能出现的新全球及其对建筑和中国的影响时，我们必须转向那个时期，寻找关于中国对建筑和当今世界的重大影响的更实质性的洞察。在这些根源中，可能会出现新的建筑历史，将任何对外国理论在中国的误译视为他们自己的富有成效和灵感的产出，同时将中国视为其自身多种建筑表现形式的重要来源。

这些历史将认识到，中国的大学已经在几十年来培养了众多中外建筑师，其设计院长期以来作为全球建筑文化的贡献者，通过建造体育场馆、议会大楼、图书馆、博物馆、住房项目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工程，或好或坏地，改变着世界各地的生活、机构和环境。（图 6）同时，在过去四十年间，世界上许多主要的国际设计公司都在中国工作。在作品的地点、员工构成和主要收入来源等方面，它们已经变得更“中国”，而不是外国。

“目前，建筑学科正在清算自身对全球化、气候变化、威权主义以及中国当前对新世界秩序和基础设施的愿景的贡献。在这种形势下，改革时代早期中国建筑所提供的历史透视可以帮助阐明在过去四十年中，建筑师、建筑以及设计和施工过程在建立、测试和扩展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方面所做的贡献。”

图6：江苏江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图书馆，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2018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

认识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泥、钢铁、玻璃和塑料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地位，是这些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人们也该明白，该国大部分的建造环境都布满了旨在控制人们行为的监控摄像头，中国当前的住房危机与独生子女政策之间的联系，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府管理的拘留设施是世界上最大、人口最稠密的监狱建筑之一。

归根结底，构想可能源自中国并与中国相关的新的建筑历史和变革理论，就是想象全球叙事，以承认那些被遗忘的、最初曾引发中国改革的各种建筑行为和曲折经历。这种建筑曾帮助中国成为一个重要齿轮，和其它部件一起，驱动出当今的复杂、机械纠缠的经济、政治和环境挑战，从当今正在施加影响的 COVID-19 和气候变化，到全球供应链问题，再到世界各地威权主义的兴起。虽然建筑有助于使中国成为我们理解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这段历史也是我们如何开始解决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的基础。

感谢Sony Devabhaktuni和朱涛对本文的有益评论。